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流水线上的青春
2010.05.31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流水线上的青春 
  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像父辈那样轻易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直接受冲击的是富士康,被撼动的是整个中国代工业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赵何娟 兰方 郭惟地 王嘉鹏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2010年5月25日,清晨6点半,19岁的湖南人李海,翻过华南培训中心五层走廊的栏杆,纵身一跃。
    这距离他来到富士康做工,仅有42天。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写道,现实与他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5月26日,郭台铭首次对公众表示道歉,也首次向大陆媒体开放了深圳园区采访。然而,就在当天晚上11点20分左右,又一名男性员工贺某选择跳楼。他加入富士康亦未满一年。
    1月23日,19岁员工马向前“生前高坠死亡”,是深圳富士康今年发生的第一起员工坠楼事件,但并未给企业和外界敲响警钟。随后的数月,类似的自杀如魔咒般继续笼罩着总共拥有42万员工的富士康深圳园区。
    连续发生七起跳楼事件后,郭台铭按照故里风俗,请来三名五台山高僧,准备在公司布置法事,祈福求安。次日,即5月11日晚,又一名富士康女员工因为感情问题跳楼身亡。七天后,21岁的一名男员工从工厂宿舍跳下身亡。
    至5月27日上午再次发生的一起割脉自杀事件,今年共有13位年轻的打工者走上绝路。10死,3伤。
    他们的离去,让家人伤心欲绝,更将富士康推向舆论风暴的顶端。
    举国震惊。地方工会组织,警方、地方政府的各种调查组陆续介入。5月27日,中央部委的调查组亦紧急奔赴深圳。焦灼的氛围弥漫在园区内外。
    高大的围墙和铁丝藩篱内,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旧秩序井然,高速运转。一些打工仔物伤其类,打算离开;另一些年轻人仍在川流不息地涌来,争相进入这个“从不拖欠工资、保障良好的”最大代工厂的“围城”。
    直到今天,代工制造企业仍是以深圳、东莞为龙头的珠三角的经济支柱,也是在此求职谋生的底层工人最主要的去处。地处深圳宝安的富士康龙华、观澜园区,是富士康在大陆20余个生产基地中最重要的一处,为它带来少有匹敌的质量管理、垂直整合及成本优势。
    一位无线通讯业务部的一线员工,面对3平方公里的园区对本刊记者感叹,这里与外界,犹如孤城内外。城外的斑斓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出城只是看看”,“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然而,震撼人心的连续死亡事件,已经激荡了城内城外。变革势在必行。
    新生代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理想和现实存在巨大落差
    与许多代工厂一样,富士康是许多打工者从不发达的乡镇农村通往大城市的驿站。
    每天凌晨,不过四五点钟,长长的人龙就已经排在了富士康园区的普工招聘点。即使在2010年春节后,全国“民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富士康招募人数最多的一天仍可达8600多人。
    普工招募处附近的湘菜馆老板说,有些生于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年轻人,隔夜就到这里排队,睡在地上,就怕第二天排不上号。
    另一些同样年轻的身影,则不断地从园区走出,流向城市的另一处。按富士康PCEBG人力资源部资深副理万红飞的说法,企业基层工人的流失率每月高达5%。
    在2010年2月28日出版的富士康内刊《鸿桥》中,一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章便提到,“新生代民工崛起改写劳资博弈局面”。文章说,这些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区别。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更愿意融入城市。
    “新生代民工要求有更多自由,虽然他们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有大型超市、网吧、KTV的企业更吸引他们。和前辈相比,更多新生代民工在发工资的第一天最先想到的是找个去处消费,而不是把寄回家。”
    对于青春,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会去公司的网吧上网,但是网吧每次都爆满;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他们更愿意看书,以“提升”自己。富士康一名在职只有高中文凭的女工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龙应台和海子,最喜欢的诗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们也向往着财富上的成功。很多男工会选择在中饭或晚饭后的短暂休息时间,买彩票、买马;很多女工则盘算着将来用在富士康打工积累的资本金做点小生意。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沿海大量外向型的加工企业,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内容的一线岗位,难以为工人提供优质的工资。
    在这里,工人们用“屌毛”来称呼除自己外所有其他人,这一称谓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抹去种种人为的等级层次,使自己跟所有人变得平等。
    “屌毛”们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各自背负着一定的家庭经济责任,或是要在家乡盖上新房,或为了让弟弟妹妹有钱读书。他们习惯了漂泊,大多仍保持着“农村户口”身份。他们读了中专、大专乃至大学,毕业走出校园后,却依然像父辈那样,走进工厂的流水线,成为中国廉价的加工产业链上的一环。
    19岁的云南工人小杨,抱着赚钱补贴家用的愿望来到富士康。4月刚刚入职,底薪只有900元,不加班便难以完成工作任务。富士康自杀事件发生后,他说准备辞职了,“下个月就走,回家乡继续读书。”他看不到实现理想的通道。
    “产业升级的速度滞后于劳动力升级的速度。”一位劳动经济学家向本刊记者指出。传统的生产模式,遭遇了新工人们的反弹。
    流水线上的青春
    所有的产量标准,由内部的IE部门制定。生产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分解开来,制定时间标准,然后确定每一个员工应该在一天内完成多少工作量,允许5%的浮动
    在地理上,富士康在深圳的园区分为两处。一是位于深圳宝安龙华镇油松第十工业区的龙华园区,占地3平方公里,拥有30万员工;在其西边,则是观澜镇观光路以北的富士康鸿观科技园区,有10多万员工在这里工作生活。
    每天早晨七点,晚上九点,“两班倒”的员工接班前后,10万余着装整齐的工人,在富士康园区里浩浩荡荡穿梭,却安静肃穆。他们大多在十八九岁的豆蔻年华,鲜有欢笑和嬉闹,沉默地应付着生产线上的单一工序、难以避免的加班和复杂的制度与纪律。即使回到宿舍,大家也鲜有交流。
    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的位置和行为,已经在这个“完备”的社会中被设计好了。所有的产量标准,由内部的IE(Industrial Engineering,工业工程简称IE)部门制定。他们把生产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分解开来,制定时间标准,然后确定每一个员工应该在一天内完成多少工作量,允许5%的浮动。
    最基层的普工,超过全部员工的85%。每天千万次重复一个动作的普工,占据这一个个1平米见方的工位,连成日夜不断的生产线,以代替价格昂贵的机器手。
    这种泰勒制的管理模式,在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工厂运用普遍。它是被称作管理学之父的美国工程师泰勒,在20世纪初发明的一套建立在细致分工基础上、以劳动方法标准化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在实际运用中,IE的模型往往以一条全是优秀工人的生产线为标准制定。而工人素质实际上参差不齐,尤其刚刚进厂、工作尚未熟练的新工人,要想实际上达到IE规定的水平,加班几乎不可避免。
    常年拥有大量的订单,并往往“来者不拒”的富士康,生产线更是绝无停顿。加班加点极为常见。这对于绝大多数抱着“赚钱”目的的普工来说,不完全算坏事。刚入厂的普工基本工资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大多数人都要靠超时加班费维持稳定收入。每月加班超过120小时的普工,月收入可以超过 2000元。
    在富士康,员工具有超长加班的充分条件。每天吃饭和休息时间被严格规定,早班从7点30分开始,12点至13点吃饭,过时不候,你不会有更多的吃饭闲聊时间;换洗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送到规定地点,由洗衣公司统一处理;园区里提供医疗设施、运动设施、休闲娱乐的电视和网络,以及图书馆,使你不需要到外面耗费可以用来干活的时间。
    已经离开富士康的女工青桐(化名)告诉本刊记者,离职前,她每天在厂房的时间超过16个小时,时间被安排得很满,十几个小时是全负荷运转。即使休息,也根本没心情去玩。回到宿舍,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睡觉。
    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上完夜班后又被叫去开会培训,一连25个小时没有休息。“用两个词形容富士康的工作,那就是紧张、压抑。”
    “工人的神经随时处在高度紧绷的状态。”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这种现象评论说,在这样的管理机制下,企业的生产效率自然很高,也无违规违法之处,“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与当前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去甚远。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必然意味着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最小化。在泰勒制下,劳动者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机器的附属,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更谈不上是这个组织的主人。”
    郭军介绍,资本主义国家走到现在,仍然采取泰勒制的企业不多了,转而采取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但在中国,这显然不是富士康的专有。在珠三角大大小小的代工厂中,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富士康的条件甚至优越得多。比如按时发工资,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生活设施显然也优于一般小企业。
    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就无法解释如此频密的自杀事件会在一家尚算优秀的泰勒制工厂中发生。因为随着生命跌落的,不止是疲累的灵魂,还有黯淡的自由、尊严和希望。
    宿舍劳动体制
    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一天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
    生产模式与劳工状况的矛盾,在一个由企业自行管理的42万人的“国度”中,被放大和激化。这一切,已经超乎了概念设计者郭台铭的想象。
    事实上,郭在十多年前携着台湾的经营经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已不可能完全复制带有社会使命感的台湾代工文化。
    台湾经研院副院长龚明鑫在其2008年发表的《台湾经济的奇迹与挑战》一文中写道,“台湾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厂房并不大,工人们的关系是紧密如一家人的。加上台湾小,即使到加工出口区上班,周末还是能够回家,甚至像我的母亲,也是天天通勤的,并不像大陆的状况。”
    也因此,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腾飞依赖的不是大型的外来企业。工人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为台湾打拼的使命感。
    今天的富士康,完全不是这样的境况。在这个外来企业驻扎的超大园区,42万青年人生活在一起,却并没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彼此疏离。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言语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感。
    或许,这不应全归罪于富士康。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当前的用工制度,并未把这些有着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看作真正的新生代工人。“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得以在城市扎根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工厂也未向其支付可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合理工资。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而没有生活。”
    卢晖临介绍说,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产生了宿舍劳动制度。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富士康最自然的选择。
    严格意义上,“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一天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真正的再生产要在多年后回到农村去才能进行。” 卢晖临说。
    卢晖临表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得以降低,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生活的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当然,在很多方面,富士康也对宿舍劳动制度做了一些“改进”。
    5月26日,进入龙华园区的本刊记者来到 “JQ”(即“街区”)宿舍区,只见两栋14层的银红相间的新楼与三栋旧楼,合围成一个半圆状,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和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楼间距宽敞,颇有一般公寓小区的态势。
    这里居住着4998名员工,两栋新宿舍楼的最下面三层是商铺,标有J9的宿舍楼下设有图书馆,并且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的阅览室、乒乓球室、电视机房,供员工消遣。园区里有银行,有医院,社区设施一应俱全。
    尽管如此,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指出,宿舍劳动制度的本质,是完全由资本来提供生活空间,“而资本不可能满足一个完整的人的所有诉求”。因为宿舍制度,根本上是配合生产方式运行的。
    追求最高效率的工业设计,使工作占据了工人最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细分的工种和倒班制度,让工人们无暇交流。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在近期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工会发现,绝大部分工人说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说,在住宿困难的大城市,企业能够提供宿舍,并不是坏事,但关键是怎样为这种住宿体制建立好的沟通网络。
    富士康也不算无所作为,园区内新设有员工关爱中心,还有3000多个“相亲相爱组”,每50人形成一个关爱网络的计划。此外,企业将培训 1000名心理辅导师,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不过,一位在代工厂担任义工的网友撰文指出,“心理辅导师这种角色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是多余的,更不用说台湾来的或学院派的心理辅导师。”
    这位网友说,由企业建立关爱中心,很难起到预想的效果。“没有员工能够毫无顾虑地在企业的关爱中心里埋怨、投诉”。潘毅强调,独立的关爱中心,才有可能真正赢得工友的信任。
    然而,在严格的企业管理下,外界的组织难以走进工厂大门。“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很难开展活动。”对于处于严格军事化管理下的富士康,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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